畢業
項目結束後，我回到楊百翰大學。校園看起來還是老樣子，忘記劍橋，重新回到我在那裡的生活本來不難。但斯坦伯格教授決心不讓我忘記。他給我寄了一份申請，項目名稱為「蓋茨劍橋獎學金」[GatesCambridgeScholarship，劍橋大學最著名的針對留學生的獎學金，要求學生學術成績優異，富有領導力和社會責任感，遴選標準非常之高。]，他解釋說，這個獎學金有點像「羅德獎學金」[RhodesScholarship，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獎學金之一，由英國政治家、商人塞西爾·羅德於1902年創設，旨在資助「卓越、勇敢、仁愛以及擁有領袖氣質」的世界青年精英赴牛津大學深造。]，但申請的不是牛津大學，而是劍橋大學。它將為我在劍橋學習提供全額資金，包括學費和食宿費。在我看來這是滑稽之談，像我這樣的人根本不夠資格，但他堅持認為不是這樣，所以我申請了。
沒過多久，我注意到另一個不同，另一個小小的轉變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朋友馬克在一起，他是學古代語言的。和我以及楊百翰大學幾乎每個人一樣，馬克也是摩門教徒。
「你覺得人們應該學習教會歷史嗎？」他問。
「是的。」我說。
「如果這讓他們不開心怎麼辦？」
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我等著他解釋。
「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後，就與自己的信仰作鬥爭，」他說，「我母親就是這樣。我認為她永遠都不會理解這一點。」
「我也從來沒有理解過。」我說。
一陣緊張的沉默。他在等著我說出我的台詞：我在為信仰祈禱。的確，我已經為此祈禱過許多許多次了。
也許我們倆都在思考我們的歷史，也許只是我一個人在思考。我想起了約瑟夫·史密斯，他有四十多個妻子。楊百翰有五十五個妻子和五十六個孩子。教會在一八九〇年結束了一夫多妻制，但從未放棄這一教義。從小父親就教導我——主日學校也教導過——時機成熟時上帝會恢復一夫多妻制；來世我將成為某個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。我丈夫有幾個妻子，將取決於他的義：他活得越尊貴，所娶的妻就越多。
我從未平心靜氣地接受這一點。作為一個女孩，我時常想像自己置身天堂，一襲白色長裙，站在一片白霧中，對面是我的丈夫。但是當鏡頭拉近，我們身後還站著十個女人，穿著同樣的白色衣裙。在我的幻想中，我是第一任妻子，但我知道這一點根本無從保證；我可能是長長的妻子鏈中最不起眼的一個。從我記事起，這個畫面就一直居於我對天堂想像的核心：我丈夫和他的妻子們。在這道算術題中，存在一種刺痛：在神聖的天國演算中，一個男人可以為無數的女人平衡等式。
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。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歲時。在摩門教中，十二歲意味著你不再是一個孩子，而是變成了一個女人。十二歲時，主日學校的課程也開始包括「純潔」和「貞節」之類的辭彙。也是在這個年齡，作為教會任務的一部分，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。我問母親該選擇哪一位祖先，她不假思索地說：「安娜·瑪西亞。」我大聲說出這個名字，它就像童話故事開頭一樣從我的舌尖飄過。母親說我應該銘記安娜·瑪西亞，因為她留給我一份禮物：她的聲音。
「正是她的聲音把我們一家帶進了教堂，」母親說，「她聽到摩門教傳教士在挪威的街頭佈道。她祈禱，於是上帝用信仰賜福她，讓她知道約瑟夫·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。她把這告訴了她的父親，但他聽過摩門教的一些故事，不允許她受洗。於是她為他唱歌。她給他唱了一首摩門教讚美詩，名叫『哦，我的父親』。她唱完後，她的父親熱淚盈眶。他說，任何擁有如此美妙音樂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傑作。於是他們一起受洗。」
安娜·瑪西亞使她的父母皈依後，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喚，來到美國，去見先知約瑟夫。他們為這次旅行攢了兩年的錢，但最後只夠帶一半家人出發。安娜·瑪西亞留了下來。
旅途漫長而艱辛，他們抵達愛達荷州一處叫蟲溪的摩門教徒定居點時，安娜的母親病了，奄奄一息。她希望臨死之前見女兒最後一面。於是安娜的父親寫信給安娜，懇求她帶著所有積蓄來美國。安娜已經墜入愛河，即將結婚，但她還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，漂洋過海。不等她抵達美國，她母親就去世了。
此時這家人一貧如洗，沒有錢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邊，她也就無法履行婚約。安娜成了父親的經濟負擔，於是一位主教說服她嫁給一個富農，做他的第二個妻子。他的第一個妻子不能生育，安娜懷孕後，她醋意大發。安娜擔心第一個妻子會傷害她的孩子，於是回到她父親身邊，在那裡生了一對雙胞胎。可是邊境冬季嚴寒，只有一個嬰兒活了下來。
馬克還在等我回答。最後他放棄了，咕噥著說了我該說的話，說他也不能完全理解，但他知道一夫多妻是上帝的原則。
我表示同意。我說了這些話，然後做好準備迎接一波恥辱——頭腦中湧現那個形象：我作為眾多妻子中的一員，站在一個孤獨、沒有面孔的男人身後——但這形象沒有出現。我在腦海中搜索，發現了一個新的信念：我永遠不會成為眾多妻子中的一員。一個毫不讓步的聲音宣稱了這個決定，這個決定使我渾身發抖。如果這是上帝的命令呢？我問。你不會這麼做的，那個聲音回答道。我知道它說的是真的。
我又想起安娜·瑪西亞，想知道她生活的是怎樣一個世界：追隨先知，離開戀人，漂洋過海，嫁給一個不愛的男人做二房，之後埋葬了一個孩子，結果她的玄外孫女，卻越過同一片海洋，成了一個無信仰之人。我是安娜·瑪西亞的後代，我美妙的嗓音是她給的。難道她沒將她的信念一起給我嗎？
我進入蓋茨獎學金最終候選名單。二月份在安納波利斯有一場面試，我不知道該如何準備。羅賓開車載我去公園城一家安·泰勒折扣店，幫我買了一套深藍色套裝和一雙配套的休閑皮鞋。我沒有手提包，於是羅賓把她的借給了我。
面試前兩周，我父母來到楊百翰大學。之前他們從沒來看過我，這次是他們去亞利桑那州中途路過，停下來吃晚飯。我帶他們去了公寓對面的印度餐館。
女服務員盯著父親的臉看了很長時間，待她把視線移到他手上，頓時驚得兩眼鼓了起來。爸爸點了菜單上一半的菜。我告訴他三個主菜就夠了，但他眨了眨眼，說錢不是問題。似乎父親奇蹟般康復的消息正在傳播開來，為他們贏得了越來越多的顧客。西部山區幾乎所有的助產士和自然治療師都來購買母親的產品。
等候上菜的間隙，父親問起我的學業。我說我在學習法語。「你竟然學這種語言。」他說，接著講了二十分鐘的二十世紀歷史。他說，歐洲的猶太銀行家簽署秘密協議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他們還為了獲得經濟支持與美國的猶太人串通一氣。他說，是他們策划了大屠殺，因為全世界的動蕩不安將使他們獲得經濟利益。為了錢，他們還把自己人送進了毒氣室。
這些觀點聽上去很耳熟，片刻之後我才想起是從哪裡聽到的：在克里博士關於《錫安長老會紀要》的講座上。該紀要於一九〇三年發表，內容是一群有權勢的猶太人陰謀奪取世界政權、控制全人類的秘密會議記錄。雖然這份文件被證明是偽造的，但仍然廣泛傳播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助長了反猶太主義。阿道夫·希特勒曾在自傳《我的奮鬥》中提到過《錫安長老會紀要》，聲稱那些記錄真實可信，揭露了猶太人的本性。
父親嗓門很大，如此高的音量在山腰上很合適，在小餐館裡卻震耳欲聾。鄰桌的人都停止了交談，靜靜地坐著，聽著我們的談話。我真後悔選擇了一家離我公寓這麼近的餐廳。
爸爸的話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轉移到了聯合國、歐盟和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毀滅。他說話的口氣彷彿這三個詞是同義詞。咖喱上來了，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吃飯上。母親聽膩了這種長篇大論，讓爸爸說點兒別的。
「但是世界就要完蛋了！」他說。現在他在大喊。
「當然了，」母親說，「但咱們還是不要在吃晚飯時討論這個吧。」
我放下叉子，盯著他們看。不知為何，過去半小時里所有的奇談怪論，都不如這句話讓我震驚。他們很少有能讓我感到震驚的地方。遵循我的理解邏輯，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說得通。也許是因為背景：他們屬於巴克峰，山峰掩飾了他們，所以當我看到他們在那裡，周圍環繞著我童年時代的聒噪和尖銳的遺物，他們被環境所吸納。但在這裡，離大學如此之近，他們顯得如此不真實，幾乎像神話一樣。
爸爸看著我，等著我發表意見，但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。我不知道該做誰。在山上，我不假思索地採用他們的女兒和追隨者的聲音。但在這裡，我似乎找不到那個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輕易就能找到的聲音。
我們走回公寓，我帶他們參觀我的房間。母親關上房門，門後露出馬丁·路德·金的海報，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權運動時貼上去的。
「那是馬丁·路德·金嗎？難道你不知道他和共產主義者有聯繫嗎？」爸爸咬著嘴唇上的蠟狀組織問我。
他們很快就走了，在夜晚開車離開。目送他們走後，我拿出了日記本。過去我總是輕信一切，毫不懷疑，真是令人驚訝。我寫道，全世界都是錯的；只有爸爸是對的。
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幾天前在電話里跟我說過的話。她說她花了幾年時間才說服泰勒允許她給孩子們注射疫苗，因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醫療機構的陰謀。如今回想起來，父親的聲音猶在耳畔，當時我卻嘲笑哥哥的行為。他還是一個科學家呢！我寫道，他怎麼看不穿他們的偏執呢！重讀自己寫下的文字，我對哥哥的輕蔑變成了一種諷刺。話又說回來，我寫道，要不是剛剛想起來，直到今天我自己還從未注射過疫苗，也許我嘲笑起泰勒來會更有底氣。
蓋茨獎學金的面試是在安納波利斯的聖約翰學院進行的。校園令人生畏，有完美無瑕的草坪和乾淨利落的殖民時期風格建築。我緊張地坐在走廊里，等候被叫去面試；我身著套裝，抓著羅賓的手提包，感到笨手笨腳，渾身僵硬。但最終，我幾乎沒有什麼可做的，因為斯坦伯格教授已為我寫了一封有力的推薦信。
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確認函：我獲得了獎學金。
電話開始響個不停，是楊百翰大學校報和本地新聞媒體打來的。我接受了六次採訪，上了電視。一天早上醒來，我發現我的照片登上了楊百翰大學主頁。我是楊百翰大學第三位獲得蓋茨獎學金的學生，學校充分利用媒體大肆宣傳。我被問及高中經歷，以及哪位小學老師對我的成功影響最大。我閃爍其詞，逃避話題，必要時還撒謊。我沒有告訴任何一個記者，我從沒上過學。
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告訴他們。我只是無法忍受別人拍著我的背，對我說我多麼令人印象深刻。我不想成為霍雷肖·阿爾傑[HoratioAlger（1832－1899），美國作家，作品多描寫窮孩子靠勤奮和努力爬上人生巔峰，因此成為美國夢的化身。]那樣熱淚盈眶的美國夢的化身。我希望過有意義的生活，而在我看來，交代那些沒有任何意義。
畢業前一個月，我回到巴克峰。爸爸已經看了關於我獲得獎學金的報道，他說：「你沒有提到在家上學。我和你母親知道學校的德行，沒有送你上學，我本以為你會為此更加感激。你應該告訴大家，這都歸功於在家上學。」
我什麼也沒說。爸爸視我的沉默為一種歉意。
他不贊成我去劍橋。「為了逃離那些國家，我們的祖先冒著生命危險漂洋過海。而你在做什麼？一轉身又回去了？」
我還是什麼也沒說。
「我期待你畢業，」他說，「上帝精選了一些指責的話，要我給那些教授們講講。」
「不行。」我輕聲答道。
「耶和華若讓我行動，我就站起來說。」
「不行。」我又說了一遍。
「主靈不受歡迎的地方我是不會去的。」
我們的對話到此結束。我希望這件事就此過去，但因為我沒有在採訪中提及在家上學，父親很是受傷，以至於這個新傷口惡化潰爛了。
畢業前夜，學校舉行晚宴，歷史系將在晚宴上為我頒發「最優秀本科畢業生獎」。我在門口等我的父母，但他們一直沒有露面。我以為他們會晚點兒來，於是打電話給母親，但她說他們不來了。我隻身赴宴，被授予一塊牌匾。整個大廳只有我桌子旁邊的座位是空的。第二天有一個榮譽畢業生午宴，我與學院院長和榮譽項目主任坐在一起。旁邊的兩個位子還是空的。我告訴他們我父母的汽車壞了。
午飯後我給母親打電話。
「除非你道歉，否則你爸爸是不會去的，」她說，「我也不會。」
我道了歉，「他願意說什麼就說什麼吧。但求求你們來吧。」
他們錯過了大半的畢業典禮。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看見了我被授予學位證書的場景。我只記得，我和朋友們一起等待典禮音樂響起，看著他們的父親給他們拍照，他們的母親為他們整理頭髮。我記得我的朋友們都戴著五顏六色的花環，還有剛剛收到的珠寶禮物。
典禮結束後，我獨自站在草坪上，眼巴巴地望著其他學生和他們的家人。最終我的父母出現了。母親擁抱了我。我的朋友勞拉拍了兩張照片：一張是我和母親的合影，我們強顏歡笑；另一張是我夾在父母中間，在壓力下顯得很緊張。
當天晚上我就要出發離開西部山區。畢業前我已經收拾好了行李。我的公寓空蕩蕩的，包裹都放在了門邊。勞拉自告奮勇開車送我去機場，但我父母說他們想送我。
我原以為他們會在路邊丟下我，但爸爸堅持要陪我穿過機場。他們等著我託運行李，跟著我走到安檢口。似乎爸爸想等到我在最後一秒改變主意。我們默默走著。到達安檢處，我跟他倆擁抱道別。我脫下鞋子，拿出筆記本電腦和相機，穿過檢查站，重新裝好物品，準備登機。
就在這時，我回頭一瞥，看見爸爸還站在安檢口目送我離開。他的雙手插在口袋裡，肩膀耷拉著，嘴巴鬆弛。我揮揮手，他向前走了幾步，好像要跟上來。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刻：當高壓電線將旅行車蓋住，母親被困在車內時，爸爸站在旁邊，一副無助的樣子。
我拐過彎，他仍然保持著那個姿勢。父親的那個形象我將永遠銘記：他臉上的表情充滿愛意、恐懼和失落。我知道他為什麼害怕。我在巴克峰的最後一夜，就是他說不會來參加我畢業典禮的那一夜，他無意中吐露過。
「如果你在美國，」他低聲說，「無論你在哪個角落，我們都可以去找你。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侖汽油。世界末日來臨時我可以去接你，帶你回家，讓你平平安安的。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……」